贞观七年，蜀王妃子的父亲杨誉违反当时的法令，在皇宫禁地追逐婢女，都官郎中薛仁方留下他盘查讯问，未及时给予判决。杨誉的儿子是将军，在上朝的时候向皇帝禀报道：“唐朝的制度规定，凡是五品以上的官员，只要不是反抗朝廷，都不宜留下询问。因为这件事涉及皇帝的亲戚，所以地方官生下许多枝节，不肯判决，已经拖延了很长时间。”唐太宗听后非常生气地说：“明明知道是我的亲戚，可见他是故意装得如此艰难。”于是下令杖击薛仁方一百杖，免去其所任官职。魏徵觉得唐太宗的做法偏颇，于是向唐太宗进谏道：“连城边的狐狸、庙里的老鼠这些小动物，除去它们都尚且不容易，更何况这事涉及皇上你的亲戚呢？这些关系在古代都难以处理，自从汉、晋以来，相关事件可谓屡禁不止。武德年间，皇亲国戚大都骄横自大、不守法度。陛下登上皇位，一切都是从萧条开始入手，做事应多加斟酌。仁方作为国家的官吏，能为国家奉公守法，怎么能够随意地加以处罚，从而来满足外戚的非法私欲呢？如果陛下开了这个先例，各种争端就会产生，以后皇上就会后悔的，到那时，就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理。自古能禁绝这类事情的，我想只有陛下一人。对那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做好准备措施，这是治理国家最常见的方法，哪有见水一流淌就想自己毁掉堤岸的道理呢？我暗自思量，觉得陛下刚才的做法是不对的。”唐太宗说：“你说得很对，可是薛仁方什么也不说就把杨誉禁闭起来，太自作主张了。他的行为虽然构不成大的罪过，但也应该稍加惩罚，以严肃国纪。”于是命令下人打了仁方二十大板后赦免了他。
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于路逢少府监窦德素，问北门近来更何营造。德素以闻。太宗乃谓玄龄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少有营造，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徵进曰：“臣不解陛下责，亦不解玄龄、士廉拜谢。玄龄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不解。且所为有利害，役工有多少，陛下所为善，当助陛下成之，所为不是，虽营造，当奏陛下罢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玄龄等问既无罪，而陛下责之，臣所不解；玄龄等不识所守，但知拜谢，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监窦德素，问近来京城北门附近在修建什么。窦德素如实做出了回答。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就此事询问唐太宗，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你们只管负责南衙内的事情，我北门上有一些小工程，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呢？”房玄龄等人向唐太宗跪拜谢罪。魏徵说：“我不理解陛下为何责怪，也不理解房玄龄、高士廉为什么跪拜谢罪。房玄龄既然担任大臣之职，那么就是陛下的左右手，京城北门附近在修建什么建筑，为什么不能知道呢？陛下责怪他询问有关人员，我确实不明白。他们问皇上修建的目的，动用了多少工匠，如果陛下所修的东西是有益的，他们会帮助陛下完成它；如果所修的东西无益，虽然它已经在修建，他们也会上书请求陛下停止施工。这是君主支配臣下，臣下侍奉君主之道。房玄龄他们询问并没有过错，可是陛下却责备他们，我不能理解；而房玄龄不知道这是他们的职责，只知道跪拜谢罪，我也不能理解。”听了魏徵这一席话，唐太宗感到非常惭愧。
贞观十年，越王，长孙皇后所生，太子介弟，聪敏绝伦，太宗特所宠异。或言三品以上皆轻蔑王者，意在谮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齐政殿，引三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时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儿，是天子儿，今日天子儿，非天子儿耶？我见隋家诸王，达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踬顿。我之儿子，自不许其纵横，公等所容易过，得相共轻蔑。我若纵之，岂不能踬顿公等！”玄龄等战栗，皆拜谢。徵正色而谏曰：“当今群臣，必无轻蔑越王者。然在礼，臣、子一例，《传》称，王人虽微，列入诸侯之上。诸侯用之为公，即是公；用之为卿，即是卿。若不为公卿，即下士于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为公卿，并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异。纵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辄加折辱？若国家纪纲废坏，臣所不知。以当今圣明之时，越王岂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礼义，宠树诸王，使行无礼，寻以罪黜，不可为法，亦何足道？”太宗闻其言，喜形于色，谓群臣曰：“凡人言语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当身私爱；魏徵所论，国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自谓理在不疑，及见魏徵所论，始觉大非道理。为人君言，何可容易！”召玄龄等而切责之，赐徵绢一千匹。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所生太子即越王李介弟，聪明绝伦，唐太宗特别宠爱他。有谣言说，三品以上的官员都看不起越王，其用意在于中伤魏徵等人，以此激怒唐太宗。唐太宗让大臣们到殿上，把三品以上的官员安置入座，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我有一句话要对你们说。以往的天子就是天子，现在的天子就不是天子了吗？以往天子的儿子就是天子的儿子，现在天子的儿子就不是天子的儿子了吗？我看见隋朝的王子们，达官贵人都不免受他们呵斥。我的儿子，我当然不许他们飞扬跋扈，你们难道就可以轻慢、看不起他们吗？我如果放纵他们，难道他们不也可以呵斥你们吗？”房玄龄等人听后都吓得面如土色，都向唐太宗下跪谢罪。魏徵听了仍正襟危坐，向唐太宗郑重地说：“当今的各位大臣，肯定没有谁轻慢越王。然而，对于礼，君臣是一样的。《左传》上讲，王子即便低微，但地位也在诸侯之上。诸侯像对待公卿那样对待他们，他们就是公卿；像对待大臣那样对待他们，他们就是大臣。如果他们得不到公卿的待遇，那么他们的地位就不如诸侯。现在三品以上的官员就被列为公卿，陛下赋予了他们尊贵的地位。即使他们有一些小过失，越王怎么就可以侮辱他们呢？如果是国家纲纪败坏，那么下臣就不知道了。现在陛下如此圣明，越王怎么可以这么做呢？并且，隋高祖不知道礼义，宠信诸侯，使他们胡作非为，后来他们都因罪被废除。隋高祖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效法呢？”唐太宗听后转怒为喜，微笑着对大臣们说：“魏徵说的话合情合理，不得不让人信服。我说的话，是出自于偏爱私心；魏徵说的话，是出于治国的大法。我开始非常愤怒，认为我自己很有道理，等到听了魏徵的话，才知道我的想法很值得怀疑。向君主进言规劝，谈何容易。”于是召见房玄龄等人，对他们不能勇于直谏进行了批评。另外，唐太宗赏赐给魏徵绢一千匹，对他的行为予以鼓励。
贞观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贷之状，太宗责侍中魏徵等滥进人。徵曰：“臣等每蒙顾问，常具言其长短。有学识，强谏诤，是其所长；爱生活，好经营，是其所短。今凌敬为人作碑文，教人读《汉书》，因兹附托，回易求利，与臣等所说不同。陛下未用其长，惟见其短，以为臣等欺罔，实不敢心伏。”太宗纳之。
贞观十一年，有人上奏唐太宗说凌敬贪财，于是唐太宗责备魏徵等人滥用人才。魏徵回答道：“每次陛下问起官员的情况，我们就把官员们的长处和短处都说给您听。有学识，敢于进谏，是凌敬的长处；喜欢享受，爱好经营生意，是他的短处。现在凌敬只是替别人写碑文，教别人读《汉书》，因为是事先受别人的托付，所以收取了一点回报，与我所说的短处还不同。陛下看人不看他的长处，只看他的短处，因此认为我们欺骗了您，臣等实在不能心服。”唐太宗听后觉得魏徵的话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意见。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魏徵曰：“比来所行得失政化，何如往前？”对曰：“若恩威所加，远夷朝贡，比于贞观之始，不可等级而言。若德义潜通，民心悦服，比于贞观之初，相去又甚远。”太宗曰：“远夷来服，应由德义所加。往前功业，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义为心。旋以海内无虞，渐加骄奢自溢。所以功业虽盛，终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为异？”徵曰：“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强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太宗曰：“于何事如此？”对曰：“即位之初，处元律师死罪，孙伏伽谏曰：‘法不至死，无容滥加酷罚。’遂赐以兰陵公主园，直钱百万。人或曰：‘所言乃常事，而所赏太厚。’答曰：‘我即位来，未有谏者，所以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徐州司户柳雄于隋资妄加阶级。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与罪。遂固言是实，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伪，将处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陛下曰：‘我已与其断当讫，但当与死罪。’胄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滥。’陛下作色遣杀，胄执之不已，至于四五，然后赦之。乃谓法司曰：‘但能为我如此守法，岂畏滥有诛夷。’此则悦以从谏也。往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大忤圣旨，陛下以为讪谤。臣奏称上书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讪谤。于时虽从臣言，赏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难于受谏也。”太宗曰：“诚如公言，非公无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觉，公向未道时，都自谓所行不变。及见公论说，过失堪惊。公但存此心，朕终不违公语。”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问魏徵：“现在朝廷推行的政治，跟以前相比，是好还是坏呢？”魏徵回答说：“如果就朝廷的恩德和威信而言，现在远方的少数民族都来朝贡，这与贞观初年相比，好了很多。如果说到用仁德和道义潜移默化，让老百姓心悦诚服，那又远远比不上贞观初年。”唐太宗听后非常诧异，问：“远方的少数民族前来归顺，应该是朝廷实施仁德的结果。以往的功业，为什么反而更大呢？”魏徵说：“以前天下没有平定，所以德义之心您不敢忘。不久，天下太平无事了，您骄傲自满的情绪也就渐渐滋长起来了。所以现在朝廷的功业虽然兴盛，但终究比不上以前。”唐太宗又问：“现在和以前的差别究竟在哪儿呢？”魏徵说：“贞观初年，陛下惟恐没有人进谏，所以就劝导、鼓励大臣们提意见。三年过后，陛下见有人进言，都能够高兴地接受。可是这一两年来，陛下已经不喜欢有人提意见了，虽然也勉强接受，心里终究不以为然，并且常常面有难色。”唐太宗惊讶地问：“是什么事情让你这样说呢？”魏徵回答：“贞观初年，判处元律师死罪，孙伏伽进谏说：‘依照国家的法律他不该被判死刑，滥用酷刑是不应该的。’陛下采纳了孙伏伽的意见，还赐给他价值百万的兰陵公主园。有人不理解地说：‘他进言的事情很一般，而陛下的赏赐却太丰厚了。’陛下你却说：‘自从我即位以来，还没有人进谏，为了鼓励这种行为，所以厚赏了他。’这是陛下鼓励大臣提意见。徐州司户柳雄对隋代的资产妄加处置，有人告发他，陛下让他自己承认罪行，不承认就要加重处罚。柳雄承认事情属实，但拒不认罪。于是柳雄被判死罪，少卿戴胄上书说依法只应该判处一至三年徒刑。而陛下却说：‘我已经决定了，应该判死刑。’戴胄坚持说：‘陛下既然认为他有罪，就应该把他交给有关大臣依法处置。他的罪还够不上死刑，陛下不应该滥用酷刑。’就这样，陛下坚决要杀他，戴胄也据理力争，争执了四五次，最后陛下才赦免了他。事后陛下对吏部说：‘有这样的大臣为我严格执法，哪还需要担心滥用刑法呢？’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陛下是乐意接受进谏的。前些年，陕西县官皇甫德参上书，触犯了陛下，陛下认为他是在诽谤别人。我认为并非如此，如果臣子的奏书语言不激切，就不会引起陛下的注意，而激切的语言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诽谤他人。陛下虽然事后接受了我的意见，赏给德参丝绸二十段，可是并不是心悦诚服地接受我的观点。”唐太宗听了，感叹地说道：“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只有你能说出这番话。人人都有失去自知之明的时候，你不说，我还认为我对于进谏的态度和过去一样；你一说，我才惊讶我的过失竟这样严重。难得有你这样的大臣，我不会辜负你的一片苦心。”
帝王求谏的真伪，要看能否纳谏或接受直谏，本篇就是叙述关于唐太宗纳谏的具体事迹。虽然贞观初期与后期，唐太宗在纳谏态度上有所变化，但总的看来他还算是能够纳谏的。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唐太宗能够在谏臣魏徵、王珪、张玄素、李大亮及长孙皇后、皇太子李治等的劝诫之下接受谏诤，改进政务，承认“此乃朕之不是”“我不寻思，过亦深矣”，并切实加以改正，的确可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称道的纳谏之君。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无论国家是安定还是混乱，君臣都应该同舟共济。如果君主能接受忠言，臣子能够直言进谏，那么君臣之间就会非常默契，这是自古以来治国所重视的方法。如果君主贤明，而臣子却不匡正辅佐，想要不亡国，是不可能的。君主要是失掉了江山，臣子也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家族。像隋炀帝，他为人非常暴虐，臣下不敢进言，这使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最后国破家亡，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这个惨痛的教训离我们并不远，我和各位大臣如果不谨慎，恐怕也会被后人所耻笑啊！”
贞观四年，太宗论隋日。魏徵对曰：“臣往在隋朝，曾闻有盗发，炀帝令於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胜苦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曰：“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