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朝廷不听傅嘏之言，命王昶等人征讨吴国。吴国将领诸葛恪率军抵抗，在东关大败魏军。魏国后来逐渐衰落，禅让给晋朝，晋太祖即位。

孙权去世，魏国想趁机灭掉吴国，统一天下。傅嘏却提出此时并非是攻打吴国的最好时机，不如静观其变，坐等有利时机，当吴国内部出现分崩离析的征兆时再出兵伐吴。从用兵策略上看：傅嘏的主张就是想以最小的投入与最稳妥的计谋来获得最大的胜利，也就是兵书中所说的“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只有应时而上，把握成熟的时机，做事才会事半功倍，取得理想的效果。

西晋兴起 出兵灭吴

至世祖时，羊祜上《平吴表》曰：“先帝顺天应时，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乐安之心。而吴复背信，使边事更兴。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不一大举扫灭，则众役无时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勋，成无为之化也。故尧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宁静宇宙，戢兵和众者也。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亡。自此来十三年，是谓一周。平定之期，复在今日矣。议者常言吴楚有道后服，无礼先强，此乃诸侯之时耳。当今一统，不得与古同论。夫适道之论，皆未应权，是故谋之虽多，而决之欲独。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以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蜀之地，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能济，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力不足相抗。至刘禅降服，诸营堡者索然俱散。

“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越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吴缘江为国，无有内外，东西数千里，以藩篱自持，所敌者大，无有宁息。孙皓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是以孙秀之徒，皆畏逼而至。臣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势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地，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而官军悬进，人有致节之志。吴人战于其内，有凭城之心。如此，军不逾时，克可必矣。”帝深纳焉。乃令王濬等灭吴。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矣。

到了晋世祖（即武帝司马炎）执政时，羊祜上《平吴表》说：“先帝顺应天时，西面平定了巴蜀，南面与东吴讲和，使天下战火熄灭，百姓得以休息，安居乐业。而今吴国背信弃义，使边境战事不断兴起。国运本由上天所赐，但建功业却是人力所为。如此时不大举消灭吴国，则此后的战役就会没有穷尽，百姓也不得安宁。况且这样也可光耀先帝功业，成就清静无为的德化政治。所以尧攻打丹水，舜征伐有苗，都是为了天下安宁，百姓和乐。平定蜀国后，天下人都说吴国也会灭亡。从那时到现在已十三年了，岁星正好循环了一周。所以平定吴国就在眼前。议论之人常说：吴、楚因政治清明才最后归顺，国家没有礼法胆大妄为的先强大。这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的事。如今天下统一，与当时情况不同。符合客观规律的说法，都不是顺应时宜采取变通措施，所以谋划虽多，但最后决定使用的只有一个。凡依靠险阻而得以存在的，只是在敌我实力相当时，才足以保全自己；若双方势力不均、强弱不等，则有智谋的人不能出谋划策，即使地理险峻，国家也难以保全。蜀地不可谓不险，高山耸立，直入云端，山谷幽深，只有绑马悬车才能通过，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当我们进兵时，却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力量。我军过关斩将，插旗蜀地，敌军死伤数万，我军乘胜席卷蜀地，直捣成都。汉中诸城守敌，皆像栖鸟一样不敢出战，不是他们没有抵抗之心，而是力量不足的原因。到刘禅投降后，各城守将全都离散。

“如今攻打江淮的难处，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也抵不过岷江、汉水。孙皓残暴，超过刘禅，东吴的困境比蜀国更大。但我晋国的兵力比以前增多，粮食器械也超过以往。如今不平定吴国，却按兵不动，战士苦于兵役，就会寻衅生事，军队的战斗力就会下降，难以长久征战。当务之急，应及早行动，统一天下。如今若率梁、益二州军队，水陆并进，荆楚的军队，进攻江陵，平定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各州的军队合力攻打秣陵，用多方进军迷惑敌军，使其产生错误判断。以小小的吴国抵挡天下的军队，势力必会分散，防御全线吃紧。再命巴、汉的奇兵，攻其虚弱之处，如有一地失守，就会使吴国举国震动。吴缘江建国，没有腹地，东西数千里，靠篱笆为屏，防御的战线过长，地方过大，就没有安身之处了。再加上孙皓恣意残暴，对下属猜忌，名臣大将不再有信心，所以像孙秀这样的人都因害怕而归晋。朝中大臣受到猜疑，朝外贤士困顿不得重用，无保国之策，安民之心。平常还想离开所任之职，当兵临城下时，必会投降。上下最终不能齐心协力共同战斗，这是显而易见的。吴军的战斗在于速战，不能持久。他们的兵器不如中原精良，只有水战是优势，如我军一旦攻入吴地，长江屏障也就失去了作用，吴军就会转而守城。这样他们就去长取短，我军再慢慢前进，士兵有勇敢战斗的勇气。吴军在本土作战，凭城而守，自顾不暇，日久天长，必能大败吴国。”晋世祖采纳了羊祜的建议，命令王濬率军灭吴。这样很快就统一了天下。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由此诗可以想到，最后率兵灭掉吴国的是王濬，他为西晋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为之谋略大计的是当时早已去世的羊祜。天下本来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西晋统一天下已势不可当，更何况吴国内忧外患，失败自是必然。

隋军灭陈 一统天下

至晋惠庸弱，胡乱中原，天子蒙尘，播迁江表，当时天下复分裂矣。出入五代，三百余年。隋文帝受图，始谋伐陈矣。尝问高颎取陈之策，颎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贼必屯兵坚守，足使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贼以为常。后果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吾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其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上行其策，陈人益弊。后发兵，以薛道衡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兼掌文翰。及王师临江，高颎召道衡，夜坐幕下，因问曰：“今师之举，克定江东与否？君试言之。”

到了晋惠帝时，惠帝平庸软弱，胡人骚扰中原，天子蒙受侮辱，迁都江南。这时天下再度分裂，前后五代历经三百余年。隋文帝登基后，才谋划攻伐陈朝。文帝曾问高颎取陈之策，高颎说：“长江以北，土地寒冷，农田收割较晚；长江以南，土地温热，水田早熟。等收获之时，再征兵买马，声言偷袭，敌军必会屯兵防御，这样就可错过收割的好时节。敌军聚集军队，我军便解散，多次反复，敌军就会习以为常，而后我们再聚集军队偷袭。他们必会因麻痹而不相信，在其犹豫之时，再渡江作战，士气必会更加高涨。又因江南土层浅，房舍多是茅舍，他们所有的积聚都不放在地窖中。我们可秘密派人顺风放火，烧毁其房舍积蓄，等他们修好后，再放火，不用几年，便会财力匮乏。”隋文帝采用高颎之计，陈朝士兵甚是疲弊。后来文帝发兵，任薛道衡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兼掌公文。隋军到达临江，高颎召见薛道衡，在大帐中夜坐问道：“现在进军能打败江东吗？你说说看。”

道衡答曰：“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后汉之季，群雄竞起，孙权兄弟，遂有吴楚之地。晋武受命，寻即吞并，永嘉南迁，重此分割。自尔已来，战争不息，否终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今数将满矣。以运数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自古兴灭，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俭，忧劳庶政，叔宝峻宇雕墙，酣酒荒色，上下离心，人神同愤，其必克二也。为国之体，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备员而已。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尚书令江总，唯事诗酒，本非经略之才；萧摩诃、任蛮奴，是其大将，一夫之勇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兆，其在不疑。”颎忻然曰：“君言成败，理甚分明，吾今豁然也。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至此也。”遂进兵，虏叔宝。此灭吴形也。

自隋开皇十年庚戌岁灭陈，至今开元四年丙辰岁，凡一百二十六年，天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