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

杂记西周、春秋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亦称《春秋外传》。旧说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所作，与《左传》同为解说《春秋》经的姐妹篇。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称为瞽矇的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左丘明即是略早于孔子的著名瞽矇，其讲史曾得到孔子的赞赏。瞽矇讲述的史事被后人笔录成书，称为《语》，按国别区分即为《周语》、《鲁语》等，总称为《国语》。西晋时曾在魏襄王墓中发现大量写在竹简上的古书，其中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说明战国时该书已流行于世。今本《国语》大约就是这些残存记录的总集。由于是口耳相传的零散原始记录，其内容偏重于言辞，在国别和年代上也很不平衡。全书二十一卷中，《晋语》九卷，《楚语》二卷，《齐语》仅一卷。《周语》从穆王开始，尚属西周早期；《郑语》仅记桓公谋议东迁之事，亦在春秋之前；《晋语》记到智伯灭亡，已属战国之初。可见《国语》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春秋》，但的确记载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从传授渊源来看，它也可承认为左丘明所作。《国语》出自瞽矇的记录，为价值很高的原始素材，所以司马迁编著《史记》时曾大量取材于此。三国时吴人韦昭为《国语》作解，总结了汉代学者注释的成果。清人董增龄作《国语正义》，近人徐元浩作《国语集解》，汇集历代有关解说，颇便研讨。

《战国策》

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它不作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战国时，有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者，他们探讨如何揣摩人主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腕，约结与国，孤立和打击敌国，史称纵横家。他们对于谈说之术非常注重，为了切磋说动人君的技艺，就要不断地收集材料，储以备用，有时并亲自拟作，以资练习。《战国策》即因此而产生。

《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大体可分作两类。一类是早期作品，写作时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史料价值较高，《战国策》中许多中短篇说辞都属于这一类。不过由于传闻不同，同记一事有时也不免互有出入。另一类是晚出的拟作，拟作者对史事已颇茫然，其中许多都是托喻之言，虚构之事，谈形势则扦格难通，言地理则东西不辨，《战国策》中的许多长篇说辞大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说：“世言苏秦事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其他人的事迹也有类似情形。

《汉书·艺文志》共著录了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藏书中有六种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编排错乱，文字残缺。它们有《国策》（并非今本《战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几种不同的名称。刘向依其国别，略以时间编次，定著为《战国策》三十三篇。东汉时高诱为此书作注。隋代已残缺不全，今仅存十篇。

除刘向所见者外，当时还有不少在民间流传的纵横家说辞。年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和《战国策》类似的书，由整理者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这部帛书共章，有章见收于《战国策》和《史记》，其余章是佚书。

由于秦始皇焚书的重点是各国的史书，故《战国策》为后世治史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料，司马迁就曾采取其中的九十多事载人《史记》中。而且《战国策》所收多是优秀散文，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战国策》书影《战国策》在流传中颇有亡佚，到北宋中期已散佚了十一篇，由曾巩访之士大夫家，才重新补足三十三篇之数。今天所见的《战国策》，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分国编次，共三十三篇，四百六十章，也有分为四百九十七章的。其所记史事，上起公元前年知伯灭范、中行氏（《赵策一》），下迄公元前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燕策三》），反映了这年中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楼兰废墟发现了一张不晚于魏晋时代的《战国策》写本残片，其内容同于姚宏本《燕策》第一章的末尾和第二章的开头，可见今本流传有绪，大体保存了刘向编订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