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朝廷不听傅嘏之言命王昶等人征讨吴国吴国将领诸葛恪率军抵抗

当时朝廷不听傅嘏之言，命王昶等人征讨吴国。吴国将领诸葛恪率军抵抗，在东关大败魏军。魏国后来逐渐衰落，禅让给晋朝，晋太祖即位。

孙权去世，魏国想趁机灭掉吴国，统一天下。傅嘏却提出此时并非是攻打吴国的最好时机，不如静观其变，坐等有利时机，当吴国内部出现分崩离析的征兆时再出兵伐吴。从用兵策略上看：傅嘏的主张就是想以最小的投入与最稳妥的计谋来获得最大的胜利，也就是兵书中所说的“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只有应时而上，把握成熟的时机，做事才会事半功倍，取得理想的效果。

西晋兴起 出兵灭吴

至世祖时，羊祜上《平吴表》曰：“先帝顺天应时，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乐安之心。而吴复背信，使边事更兴。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不一大举扫灭，则众役无时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勋，成无为之化也。故尧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宁静宇宙，戢兵和众者也。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亡。自此来十三年，是谓一周。平定之期，复在今日矣。议者常言吴楚有道后服，无礼先强，此乃诸侯之时耳。当今一统，不得与古同论。夫适道之论，皆未应权，是故谋之虽多，而决之欲独。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以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蜀之地，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能济，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力不足相抗。至刘禅降服，诸营堡者索然俱散。

“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越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吴缘江为国，无有内外，东西数千里，以藩篱自持，所敌者大，无有宁息。孙皓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是以孙秀之徒，皆畏逼而至。臣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势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地，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而官军悬进，人有致节之志。吴人战于其内，有凭城之心。如此，军不逾时，克可必矣。”帝深纳焉。乃令王濬等灭吴。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矣。

到了晋世祖（即武帝司马炎）执政时，羊祜上《平吴表》说：“先帝顺应天时，西面平定了巴蜀，南面与东吴讲和，使天下战火熄灭，百姓得以休息，安居乐业。而今吴国背信弃义，使边境战事不断兴起。国运本由上天所赐，但建功业却是人力所为。如此时不大举消灭吴国，则此后的战役就会没有穷尽，百姓也不得安宁。况且这样也可光耀先帝功业，成就清静无为的德化政治。所以尧攻打丹水，舜征伐有苗，都是为了天下安宁，百姓和乐。平定蜀国后，天下人都说吴国也会灭亡。从那时到现在已十三年了，岁星正好循环了一周。所以平定吴国就在眼前。议论之人常说：吴、楚因政治清明才最后归顺，国家没有礼法胆大妄为的先强大。这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的事。如今天下统一，与当时情况不同。符合客观规律的说法，都不是顺应时宜采取变通措施，所以谋划虽多，但最后决定使用的只有一个。凡依靠险阻而得以存在的，只是在敌我实力相当时，才足以保全自己；若双方势力不均、强弱不等，则有智谋的人不能出谋划策，即使地理险峻，国家也难以保全。蜀地不可谓不险，高山耸立，直入云端，山谷幽深，只有绑马悬车才能通过，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当我们进兵时，却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力量。我军过关斩将，插旗蜀地，敌军死伤数万，我军乘胜席卷蜀地，直捣成都。汉中诸城守敌，皆像栖鸟一样不敢出战，不是他们没有抵抗之心，而是力量不足的原因。到刘禅投降后，各城守将全都离散。

“如今攻打江淮的难处，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也抵不过岷江、汉水。孙皓残暴，超过刘禅，东吴的困境比蜀国更大。但我晋国的兵力比以前增多，粮食器械也超过以往。如今不平定吴国，却按兵不动，战士苦于兵役，就会寻衅生事，军队的战斗力就会下降，难以长久征战。当务之急，应及早行动，统一天下。如今若率梁、益二州军队，水陆并进，荆楚的军队，进攻江陵，平定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各州的军队合力攻打秣陵，用多方进军迷惑敌军，使其产生错误判断。以小小的吴国抵挡天下的军队，势力必会分散，防御全线吃紧。再命巴、汉的奇兵，攻其虚弱之处，如有一地失守，就会使吴国举国震动。吴缘江建国，没有腹地，东西数千里，靠篱笆为屏，防御的战线过长，地方过大，就没有安身之处了。再加上孙皓恣意残暴，对下属猜忌，名臣大将不再有信心，所以像孙秀这样的人都因害怕而归晋。朝中大臣受到猜疑，朝外贤士困顿不得重用，无保国之策，安民之心。平常还想离开所任之职，当兵临城下时，必会投降。上下最终不能齐心协力共同战斗，这是显而易见的。吴军的战斗在于速战，不能持久。他们的兵器不如中原精良，只有水战是优势，如我军一旦攻入吴地，长江屏障也就失去了作用，吴军就会转而守城。这样他们就去长取短，我军再慢慢前进，士兵有勇敢战斗的勇气。吴军在本土作战，凭城而守，自顾不暇，日久天长，必能大败吴国。”晋世祖采纳了羊祜的建议，命令王濬率军灭吴。这样很快就统一了天下。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由此诗可以想到，最后率兵灭掉吴国的是王濬，他为西晋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为之谋略大计的是当时早已去世的羊祜。天下本来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西晋统一天下已势不可当，更何况吴国内忧外患，失败自是必然。

隋军灭陈 一统天下

至晋惠庸弱，胡乱中原，天子蒙尘，播迁江表，当时天下复分裂矣。出入五代，三百余年。隋文帝受图，始谋伐陈矣。尝问高颎取陈之策，颎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贼必屯兵坚守，足使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贼以为常。后果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吾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其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上行其策，陈人益弊。后发兵，以薛道衡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兼掌文翰。及王师临江，高颎召道衡，夜坐幕下，因问曰：“今师之举，克定江东与否？君试言之。”

到了晋惠帝时，惠帝平庸软弱，胡人骚扰中原，天子蒙受侮辱，迁都江南。这时天下再度分裂，前后五代历经三百余年。隋文帝登基后，才谋划攻伐陈朝。文帝曾问高颎取陈之策，高颎说：“长江以北，土地寒冷，农田收割较晚；长江以南，土地温热，水田早熟。等收获之时，再征兵买马，声言偷袭，敌军必会屯兵防御，这样就可错过收割的好时节。敌军聚集军队，我军便解散，多次反复，敌军就会习以为常，而后我们再聚集军队偷袭。他们必会因麻痹而不相信，在其犹豫之时，再渡江作战，士气必会更加高涨。又因江南土层浅，房舍多是茅舍，他们所有的积聚都不放在地窖中。我们可秘密派人顺风放火，烧毁其房舍积蓄，等他们修好后，再放火，不用几年，便会财力匮乏。”隋文帝采用高颎之计，陈朝士兵甚是疲弊。后来文帝发兵，任薛道衡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兼掌公文。隋军到达临江，高颎召见薛道衡，在大帐中夜坐问道：“现在进军能打败江东吗？你说说看。”

道衡答曰：“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后汉之季，群雄竞起，孙权兄弟，遂有吴楚之地。晋武受命，寻即吞并，永嘉南迁，重此分割。自尔已来，战争不息，否终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今数将满矣。以运数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自古兴灭，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俭，忧劳庶政，叔宝峻宇雕墙，酣酒荒色，上下离心，人神同愤，其必克二也。为国之体，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备员而已。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尚书令江总，唯事诗酒，本非经略之才；萧摩诃、任蛮奴，是其大将，一夫之勇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兆，其在不疑。”颎忻然曰：“君言成败，理甚分明，吾今豁然也。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至此也。”遂进兵，虏叔宝。此灭吴形也。

自隋开皇十年庚戌岁灭陈，至今开元四年丙辰岁，凡一百二十六年，天下统一。